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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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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阅读报告·王晓渔:小天使在看着你  

2009-06-01 11:26: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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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电脑上贴着一张贴纸,上面有一行字:“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第一次看到这种贴纸,很是意外,没想到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会出现在小朋友玩的贴纸上,真是民智已开。诞生于1948年的《一九八四》,经过60年,影响力直追小说中的老大哥:“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在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101位最具影响力的虚构人物》中,老大哥屈居第二,仅次于香烟广告“万宝路牛仔”,名列亚瑟王、灰姑娘、浮士德、芭比娃娃之前。

  绝大多数预言的成功,表现在它们最终成为现实。《一九八四》的成功,表现在预言无法成为现实,在《一九八四》广泛流传的地方,老大哥要么无处容身、要么风声鹤唳,在《一九八四》未能抵达或者虽然抵达但是未能普及之处,老大哥总是在看着你。不能说奥威尔决定了未来,但奥威尔看到了未来,他通过虚构的小说对可能的危险进行免疫,他通过对老大哥的想象阻止现实的老大哥,这与疫苗原理类似,接受微量的病毒,唤起免疫机制。

  具有免疫功能的不仅有预言,还有记忆,一个指向未来,一个关系既往。人类天生拥有记忆和遗忘的能力,对于个体来说,记忆和遗忘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失忆是可怕的,不会遗忘也是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记得一生中每个时刻发生的事情,他很有可能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会有忘川之水的说法,宁可遗忘,也不愿意记忆。但是对于国家或者社会来说,记忆需要超越遗忘。一个人失忆,可能会很幸福;一群人失忆,一定是一场灾难。一场地震之后,幸存的个体完全有权选择遗忘,这是自我治疗的最好方式;承担记忆职责的是国家和社会,它们必须把地震的每一个细节写在历史里。问题的悖谬之处在于,国家和社会是抽象的,承担集体记忆的是一个一个个体,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

  一场全民的精神浩劫之后,如何对待记忆,成了一个难题。章诒和的《卧底》(2009年4月2日《南方周末》)引发的反响,可以用精神地震来形容。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精神豪杰之后的余震。

  冯亦代,朋友眼中的“好人冯二哥”、章诒和眼中如父如兄的“冯伯伯”、文化界公认的老前辈,居然是一个埋伏在民盟人士身边的“卧底”。情节之曲折,不逊色于《一九八四》,也不逊色于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章诒和得知此事,“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北岛曾在《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里转述冯亦代的一段话:“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北岛的感受是:“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冯亦代表示“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但是晚年的时候,他在《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里泄露了“卧底”的秘密。根据《国家秘密保密期限的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有特殊规定外,绝密级事项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事项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事项不超过十年。”不知北岛看过“解密”的此书此文,是何感受?

  让人不解的是,《悔余日录》出版将近10年,很多人看过此书,要么没有什么反应,要么读出另外一重感受。郁风在《听风楼上七重天》(2005年第6期《读书》)里盛赞冯亦代:“读了他的《悔余日录》以后,才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不但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并热情无所顾忌地对党直言,如说:‘党没有摸着知识分子的心,有些敬鬼神而远之。’‘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则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这本书是冯亦代二哥在一生中最苦痛的日子里的独白。” 郁风的先生黄苗子,在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里同样有“卧底”之嫌,因为有这重关系,这里对郁风的文章存而不论。

   《悔余日录》的整理者李辉,在“整理说明”里这样写道:“冯亦代的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从文字看,颇为真实可信。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地一起,凸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同时,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他们中间有费孝通、潘光旦、陈铭德、邓季惺、章伯钧、罗隆基、丁聪、储安平、浦熙修、董乐山等,这也就使《悔余日录》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片断的写照。”这段文字值得寻味,“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使得冯亦代成为一个单纯的受难者、“一个知识分子弱者”,这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冯亦代不仅是“被改造者”,还积极、主动地为组织改造他人做出贡献,不仅“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还将这些往来情况在第一时间汇报给组织上的同志。在广州的公众论坛上,李辉强调“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如果“客观冷静”得如同这份“整理说明”,就很容易成为对历史的另一种“情绪化表达”。

  经过一场精神浩劫,几乎每个亲历者都在“示弱”,说自己是受难者,是个善良的好人,因为受难而崇高,责任被归咎于体制和魔鬼(“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这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圈套,既表达了正义感,又无需承担责任,被指控的体制和魔鬼往往是死老虎。二战之后的艾希曼、《朗读者》里的汉娜,都使用这个逻辑为自己辩护。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知识界与他们一起分享着这个逻辑。试图打破这个解释圈套的成为“公敌”,虽然章诒和在文章结尾表达了和解的意愿,明确表示“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她依然遭到种种指责,诸如只看到一个指头、没看到九个指头,诸如亲者痛、仇者快,诸如不同情弱者,章诒和不得不撰文《我没错》为自己辩解。批评者通常以宽容为由,批评章诒和苛刻,既然可以宽容冯亦代,为何又要对章诒和如此苛刻呢?我不解。

  有一种观点是,如果我们处在当时那种境遇,所做所为未必超出当事人,所以我们要同情地理解历史中的个人。汉娜就质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句话很有杀伤力,却经受不过仔细推敲,它把行为尺度视为价值尺度,这等于是把当事人的行为全面正当化。这种辩解试图让自己的行为和价值统一,但它不是让行为追随价值,而是把价值降低到与行为一样的标准。相比之下,我宁可认同精神分裂者,即使做着自己无法认可的事情,并不因此把行为正当化,宁可价值尺度和行为尺度发生分裂,也要坚持价值尺度这个维度的存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与其“以卵击石”,不如老老实实地做“红旗下的蛋”,这是很多人面对现实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不等于无可非议,更不等于两种选项在价值上可以被等同。2009年2月19日《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一篇《直立行走的水》,讲述“顽固右派”刘衡的经历,她始终不肯交代罪行,不肯承认自己是“右派”,甚至在被威胁活埋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精神浩劫之中,个人是否完全成了螺丝钉,没有自我选择的空间?从刘衡和冯亦代的经历可以看出,并非如此。两者分属两端,更多的人属于两端之间的中间地带,如何评判时势中人?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标准。首先,看当事人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标准要严于其他国民。知识分子经常批判国民性,既然如此,就要起到带头模范的作用,不能遇到非常状况,就退避三舍。其次,看当事人是被动妥协还是主动妥协甚至主动邀功。郭沫若是受害者,儿子死于非命,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有独立人格,在这个方面郭沫若显然弱于陈寅恪。冯亦代的“卧底”,不乏积极主动的成分,为了提高业务水平,认真研究《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等书籍,这不能单纯地归为“被胁迫”;再次,看当事人事后有无反思。从这一点来说,晚年以巨大的勇气坦白“卧底”机密的冯亦代,要比那些至今或者至死严守秘密的“卧底”值得尊重。

  和解是必要的,但是和解的前提是真相,这样才能促成反思,否则只是遗忘。个人可以选择遗忘,国家和社会不能失忆。但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个人记忆的作用更加重要。可惜的是,目前围绕《卧底》展开的争论,主要限于是否需要旧事重提的层面,这使得反思浅尝辄止。比如秋风在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联想起此事:“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参与者,也成为他们自己所诱发的劣质化政治的牺牲品。黄苗子、冯亦代们的告密行径,正是他们的老师发动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之一。”虽然我认同秋风的很多观点,但是他的这一反思过于简单和仓促。你可以说“卧底”是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我也可以说它是传统的后遗症。不过,我并不同意把“卧底”完全归咎于历史,这就像归咎于体制和魔鬼一样,忽略了个人在具体事件中的作用。

  由于缺乏反思,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卧底”以各种方式存在。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曾经推行“小天使计划”,每名同学都是“小天使”,暗中关注一名“守护对象”,每名同学也都是“守护对象”,被神秘的“小天使”暗中关注。“小天使计划”提醒我们,“卧底”有时不是恶魔,而是天使。拒绝成为老大哥的小兄弟,需要的是勇气;拒绝成为小天使,需要的是判断力。天使也会犯错,何况“好人冯二哥”、如父如兄的“冯伯伯”?为了唤起免疫机制,奥威尔编织了一个虚构的预言,没有谁指责那是谣言;章诒和复述了一个真实的事件,让我们充分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劝告我们遗忘或者忽略呢?冯亦代毅然公开了个人记忆,遗忘或者忽略不正是对冯亦代的不敬么?我们为集体遗忘而感慨,为何又要拒绝个人记忆?个人记忆不是正在唤醒集体记忆么?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4月;
北岛:《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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