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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本能:人的心理如何驱动经济?  

2009-06-30 12:17: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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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治?A?阿克洛夫,罗伯特?J?希勒

译者:崔龙

校对:陈丹丹

现在,几乎没有人不承认,美国的主要金融机构和由其支配的金融市场近年来表现得非常糟糕。银行和其他的贷款公司在抵押贷款相关投资中遭受的巨额损失是金融失灵表面上的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估计的数额已超过4万亿美元。此外,为使这些公司免于倒闭,纳税人需要拿出比这些损失更多的钱直接救助和担保。当前的失业率接近9%(会有更多的人不断加入失业大军),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13%,大部分公司要么利润快速下滑,要么陷入亏损,这些也表明金融失灵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政府已经在诸多方面积极采取行动以阻止直接的损害。美联储不仅宽松了货币政策,使短期利率接近于零,还通过各种新手段增加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的信用。在奥巴马政府的请求下,国会已通过了近八千亿美元的新支出和减税法案,以刺激企业和居民支出。先前的布什政府和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接连试行新计划,力图挽救贷款机构并激活已崩溃的信贷市场。

尽管谁也不愿意在这次危机过后再看到类似失灵的发生,却很少有人关注防止其重现的改革措施。现在人人都认识到,过度冒险、蓄意误估资产价格和常见的不计后果的行为促成了目前的混乱(更不要说那些犯罪行径——尽管很奇怪,这些罪行事到如今甚少浮出水面)。同时,大部分人也认识到,美国经济的一些部门保持了强有力的增长,而且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促成这些增长的动力之一。于是,人们不愿改变现有的体系。据说,对金融市场的大量干预最终无异于以中央计划来安排经济的投资过程,这将导致技术停滞和资源浪费。而不痛不痒的监管努力则要么被证明无效(私营企业能比政府请到更好的律师),要么充其量只会导致金融机构迁向如开曼群岛那样的监管司法体制更加放松的地区。(Cayman Islands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被法定永远豁免缴税义务,有“避税天堂”的美称,也是世界第五大银行中心和众多风险基金的驻扎地——译注)

与过去的金融萧条一样,此次讨论中极为缺少的是对金融体系在经济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发挥得又怎么样的关注。现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以虚高的价格购买由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而遭致的损失上。危机的后果却被忽略:证券的价格虚高,意味着相应的抵押贷款利率太低,于是太多的房子被修建出来,而太多的美国人购买了这些房子。同样的道理,当1990年代股市的繁荣破灭时,每个人都谈论着投资者在电信股上的损失,而不是以下事实,即如果股价虚高,对公司来说发行股票募集资本的成本很低,因而那些通信公司铺了上万英里根本不会有人使用的海底光缆。

这两种情形下,损失都不仅仅是账面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源浪费。不错,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体系看起来的确是在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而非浪费它们。二战以来,美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的速度表明了银行、股票和债券市场能够将投资资本合理有效的引导到那些能够高效使用它们的公司,它们中常有像微软、Google或较早的苹果这样的尝试全新理念的初创企业。但是衡量配置资本的经济机制是否有效应该进行严格的定量计算,这不是一个信念问题。

另外,谈论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自然会引发为获得效率所付出的代价这一问题。近年来,金融业在美国经济的总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异常之高。其在公司总利润中的比例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的平均10%上升到了1990年代的22%,而在2001到2005年间则达到惊人的34%。

流向金融部门的利润正是经济体为配置投资资本的机制所支付的代价的一部分(还有提供如支票账户和储蓄存款等其他服务)。然而要维持一个最基本的金融系统运行的成本也不仅包括金融企业挣得的利润,还包括员工薪水、办公场地租金、旅行支出、广告费用和和其他所有花费。金融业在美国工薪(wages and salaries)中的相应比例也同样在上升——从1950年代早期的3%升至最近十年的7%。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无人愿意指出,那就是经济中由于高效资本投资带来的总回报里,有多少已经被金融业作为配置资本的成本先拿走了。

而且,最近的金融危机还在严厉地警告我们,如果金融体系在运营中也将产出和收入中的损失不定期地暴露给整个经济体,而且还需纳税人的钱来救助的话,它的基本运营费用(包含金融企业利润在内)就不是唯一的成本。现在那些损失还在扩大,所需的救助资金也得增加。美国许多银行都已资不抵债,包括最大的在内。至今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个个银行援救计划无异于为避免实实在在地承认这个令人痛心的情形而抛出的、一张比一张昂贵的遮羞布。

出于同样的道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委任设定财务准则的独立组织——最近在国会的强烈敦促下修改了规则,给予银行填报资产负债表更大的自由度。这样,银行填报的资产价值可大于未来相应债务人的偿付值。(下次你申请贷款时,试着提下美国会计准则(FAS)第157条第4款,对你的银行经理说你应被允许以这样的方式来计算你的房子的净值,即不是以现在卖出房子的可比价格而是以你买房时的价格以及你所希望的、在持有房产几年以后所达到的价格来计算。这会引来银行经理的大笑——即便此时银行就是这么填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

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的损失中有一部分是总体经济的真实损失,另外的则不是。如何区分它们是当前的讨论几乎完全忽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你的房屋价值下跌时,总体经济就在遭受损失。如果你继续偿还抵押贷款,那你就自己承担了损失:你的房屋净值随着其价格的下跌而缩水。如果你违约,那么其他人——可能是借钱给你的银行,也可能是购买银行贷款的投资者——将承受部分损失。如果政府出面介入,填补银行或投资者的损失,那么纳税人将承受部分损失。然而无论损失怎样划分,一定会有人承担,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讨论很多的是这些损失应该如何在房主、银行、购买贷款的投资者和纳税人之间分摊。但损失总得有人承担,因为有人承担(可能指纳税人已经承担了损失——译注),美国经济越发的糟了。

对比之下,假设你和你的邻居打赌今天的最高气温会不会超过华氏50度。你们俩一对一错,一胜一负,胜者所得与负者所失相等。对总体经济来说并没有财富损失,仅仅是财富在胜负者之间的转移而已。那些美国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机中承受的巨额损失的大部分就是这类损失。他们当然没有赌天气,但其实无异于在那些并不影响总体经济的结果上下赌注。考虑到这些情况,那么报纸特写文章上当输家(某某银行宣告了多少损失并向政府求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赢家。

解释当前金融危机最有力的例子是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redit default swaps,CDS)市场。一份CDS就等于是赌一家具体的公司会不会不履行债务。这听上去似乎是某种形式的保险,用来分散实际的财富损失。如果一家企业破产了,其曾被持续关注的价值现在成了损失,这些损失不仅由其股东还得由债权人来承担。如果一些债权人还购买了CDS来增加保障的话,那么由CDS覆盖的那部分损失将由掉期合约发行方来承担。

但是,很多CDS(即便不是绝大部分)成了与前述打赌气温相类的玩意儿,因为掉期合约的数量远远超出了相应公司所欠债务的数量,这些掉期合约中的大部分因此与分摊真正的财富损失的功能无关了。相反,他们是对那些没有赌对的人制造出的额外损失,其数量上正好等于赢家所得。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那些赌输了的公司未能偿付其欠款——正如政府如果不救保险公司AIG会发生的那样——结果可能产生本不会发生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在总体经济损失的分担者与赌博的失败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如今,面对那些资不抵债的机构,应该救哪些,应该让哪些破产的依据正是上述根本差异。这一差异同样对危机过后如何改革我们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富有深意。例如,有充分的理由禁止那些可能成为政府援助对象的机构——不仅包括一些银行,还包括如AIG等保险公司——在今后参与此类赌博游戏。如果他们赌错了,很难令人理解他们怎么可以依赖纳税人的钱来弥补损失。但似乎没人关心这一点。

为什么对诸如损失差异这样重要问题的讨论如此之少?在有效配置经济资本的目标和尽量减少金融业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所需要的巨大代价之间理应进行权衡,但为何很少看到这样的讨论?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那种罗斯福式的相信政府机构和政府监管的积极作用的年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当下流行的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式的对政府从来不是问题解决者而是问题制造者的笃信。另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格林斯潘式的信念。他早年信奉安?兰德(Ayn Rand)的著作,并在任联储主席期间坚定地反对监管,认为那种受利润驱动的私人经济活动是自我规制的,还会在必要的时候自我纠正。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提出了第三种原因。在他们看来,问题还是认知方面的——是他们同行经济学家们整体上的思维失灵。这两位的新书取名于凯恩斯的一句名言。两位作者认为,当今的那些所谓具有世界眼光的经济学家缺乏对“动物本能”(animal spirits)的足够关注,他们的意思是,心理甚至非理性因素在众多其他常见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相信这些因素也普遍作用于经济行为。

阿克洛夫和希勒给出五个不同的要素来描述他们称之为“动物本能”的东西:信心,或者缺乏信心;对公正(人们认为自己和他人应怎么做)的关心。例如,在一次暴风雪过后,尽管对雪锹的需求增加了,但五金店并不应提高雪锹的价格;腐败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倾向;“货币幻觉”,意即容易被纯粹名义价格上的波动误导——由于通胀或通缩,名义价格与真实价值并不一致;以及对“传闻”(stories)的信赖——比如令人鼓舞的关于网络引发效率“新纪元”的说法。他们认为,对这五个方面“动物本能”的忽视导致传统经济学要么无法解释当下的危机,要么提不出有用的处理意见。

《动物本能》一书包含两位作者分别或一起进行的迥然不同的研究调查(很多时候,他们是调查的组织者)。这些研究意在表明传统经济模型不能很好的用于解释一些可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这样或那样的事实。他们处理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失业、储蓄、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的波动,以及非裔美国人的普遍贫困。两位作者都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2001年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希勒是耶鲁大学教授,总有一天也应获奖。他们对这些研究领域中所作的每一项考察都是高质量的。在这方面,他们的著作与其他学者一些近年来向更广大的读者呈现的、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的成果相似。

然而,阿克洛夫和希勒不只想用“动物本能”来概括他们异乎寻常的发现,及这些发现对政策的独特含义。他们认为当今传统经济学有整体上的局限:“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代表性理论都太过简化。这意味着我们应该炒掉天气预报员。”“炒掉预报员意味着摒弃资本主义一无瑕疵的神话。”

阿克洛夫和希勒以一个直观而吸引人的示例引出应该如何看待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包含和未包含的内容,以及他们想要在书中达到的目标:

“画一个分成四个小格子的正方形,分别为经济/非经济的动机、理性/非理性的反应。现在的模型只考察了左上角一格。它回答了‘如果人们仅有经济的动机并对之作出理性的反应,经济会怎样运行?’这个问题。但随即引发了三个问题,分别对应于正方形中的另外三个空格……我们相信,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行、及当它运行不正常时我们该做什么等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其实在另外的三个空格里。

此类讨论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困难是,它太依赖言辞了。经济和非经济动机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买一辆新车是因为喜欢它的款式和省油特性,这大致可算作经济动机。那么如果它是混合动力车,而我购买的部分原因在于我相信使用它能因此为减缓全球变暖尽绵薄之力这一“传闻”(story)呢?如果一个企业家为雇员的孩子提供奖学金,那么他的动机是为公正起见而公平的对待他们,还是为了增进员工忠诚度而提高其生产率呢?

最终的答案:一个“经济的”动机就是经济学家在他们表述人们行为方式的理论中所涵括的无论什么内容。但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总是提出不同的理论,构成一个“经济的”动机的内容在两个理论中或两个经济学家之间都可能不同。当然,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人们如何理解一个“经济的”动机也就有某种一致性;因此阿克洛夫和希勒这里所做的努力并不是毫无意义。但他们所说的也有不可捉摸的一面——比如令人烦恼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

有时候,阿克洛夫和希勒二人实质的讨论受制于类似的论证循环。在对现有危机进行解释时,他们最为强调的动物本能因素是信心。他们说,信心“在动物本能中是第一位的,最具决定性”。我对某家银行有信心,因此将钱存了进去,这是否理性?根据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定义,这类行为是非理性的,因为“信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理性的分析:“信心一词……意味着行为超出了用理性分析来做决定的范围。”(类似地,“信任的含义正是我们超越了理性行事”。)

这种依靠定义来论证的方式也不仅限于如何区分经济/非经济、理性/非理性的问题。信心之所以在阿克洛夫和希勒所列的动物本能的清单中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人们信心爆棚,随后的行为就会导致经济过热。但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最终还是归结到了定义上:“我们使用的经济过热这一说法,指的是在当信心超过了正常的边界时出现的状况……”。

除此之外更广泛的问题是,阿克洛夫和希勒是否做到了将此书全然不同的几部分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还是仅仅只一味罗列了他们有关动物本能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答案是在一些方面他们做到了,另一些方面却没有。

二人对以下两方面的论证相当成功,一是近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思维的狭隘性,二是这种思维已经阻碍了经济学在解释现象(如当前的危机)或在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方面发挥专业能力。比如,当下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主要是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不同条件下的后果。对于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宏观经济学而言,绝大部分标准模型中并未加入失业的可能性。原因不是没人知道失业存在。而是尚无人想出如何把失业放到在足够简单的数学模型中。不得不在剔除失业和牺牲分析的简洁性之间二选一时,绝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选择了前者。

对当前的危机而言,指出另一种情况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现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也不承认银行业或其他种类的借贷行为的存在。有用的借贷市场模型当然有,但把它们引入到标准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则会极大地拖累数学的简洁性。

阿克洛夫和希勒还成功地证明,传统宏观经济分析通常的失灵不仅是因为它们排除了诸如失业和信贷市场一类很容易观察到的事实,还因为它们忽视了那些更难描述的、属于作者认为的“动物本能”一类的行为模式。信心的重要性是明显的,缺乏信心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当公众的情绪从热情洋溢过渡到焦虑甚至恐慌时,金融部门之外的资产价格和经济活动所遭受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一如书中所论,这些因素在导致经济波动上的影响力似乎比那些被明确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的,诸如货币政策或石油价格等具体因素更大。人们仅受名义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产生的“货币幻觉”对总体经济的某些方面显然也很重要。(书中还论及,对公平的关注、腐败的倾向、以及对“传闻”的信赖都对经济行为的某些方面有影响,但这些影响对总体经济是否重要尚不清楚。)他们认为,“有必要”将动物本能纳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弄清经济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在这一点上,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走错了方向。

原来,那种“清理宏观经济学”、将“研究结构和准则”强加其上,使之“更科学”的努力带来了灾难性的限制作用。

那么又能怎样呢?《动物本能》仅包含了值得经济学家们考虑纳入进来的重要因素清单么?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将他们的工作与1930年代凯恩斯有关动物本能的讨论相比较,二人写道:

“本书……描述了经济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利用社会科学领域七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发展了动物本能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这是早期凯恩斯主义者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回避动物本能,而是承认了它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理论的核心。这样的理论因而不易受到攻击。”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常见的夸大的倾向——尤其当一个人评价自己的工作时。很难令人相信阿克洛夫和希勒真的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不易受到攻击的。类似地,作者在一开始列举了一些问题(如“为何经济会陷入萧条?”)来概括他们和其他学者所做的研究之后,宣称“动物本能为所有这类问题提供了简单的答案”。不管他们总结的答案正误与否(我认为是正确的),论证地是否严密,都绝对不是“简单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在《动物本能》中提出的东西能否称得上是“一种理论”,足够取代他们所批评的、完全建立在对经济动机的理性反应基础上的现有的各种理论。要知道,关于经济行为不同方面的一系列看法与对宏观经济波动作出完整的解释并不是一回事。阿克洛夫和希勒指出了现今那些传统模型所缺少的因素,并声称将它们纳入到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是有益的,这一点上他们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们既未这样去做,亦未告诉人们怎么做。他们想以此取代宏观经济学家们的在此时预见授课内容,这个目标很可能落空,至少现在如此。

两位作者在此书中只是就“动物本能”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具体方面举了一些例子,而没有提出关于宏观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一套前后一致的理论,因此,他们对如何应对当下危机所提出的建议很单薄并不奇怪。阿克洛夫和希勒将大部分建议限制在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思考上,而非政策制定者应该怎么做上。他们所提的一个具体建议是政府应设定一个信贷扩张目标,(可能基于某种测算方法)来限定经济体中借贷的数量。

这一观点很有价值(几年前我曾持为观点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但很难看出它对处理我们的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有何助益。谁都知道,财政部的银行援助计划、美联储针对扩张信用的大量新措施、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其他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恢复信贷市场的功能,使借款人能再借到钱。一个具体的信贷扩张指标如何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呢?不够清楚。同样也不清楚的是,这一建议和动物本能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性之间有何直接的关联。

还有什么呢?“动物本能的存在给了政府干预的机会”,阿克洛夫和希勒写道。但以何种方式干预?除了建议设定有关信贷增长的指标,他们几乎就没再说什么了。他们写道,对当前应该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本书不可能给出详尽的答案”。这很遗憾。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做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批判如此自信,因为他们将当前的危机视为说明上述批判的重要性的典型例子,读者们理所当然地想要知道他们会推荐什么政策。

希勒在近著《求解次贷危机》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成立一个新型的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类似公司曾在1933年到1936年期间存在,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充足的资金,但坚持要求借款人持续按月还款。他还提倡扩大财务披露要求的范围、提供更容易获取的财务数据和建一个像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一样的政府机构,这一机构通过披露金融产品的安全性信息保护消费者。

希勒还有更远大的想法,如建立一种市场,使每个家庭能确保承担所购房屋或维持生计时包含的风险[6],甚至用一种能反映通胀或通缩的新的记账单位来标示价格,以帮助人们克服货币幻觉。他在此书中已提前谈及了与阿克洛夫的合著中“动物本能”的有关内容:

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心理上的……否认心理因素和其他社会科学对金融理论的重要性,就像物理学家在运用牛顿力学时否认摩擦力的重要性一样。

但是,据其本意,《求解次贷危机》的讨论几乎全部集中在抵押贷款和次贷崩溃的后果上。在《动物本能》中,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论点涉及面更广,但他们几乎没有提及这一论点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含义:当前的财政刺激要多少额度,以何种方式才可取?既然短期利率已接近零,那么货币政策应如何安排?一旦危机过去,应该对金融监管做哪些改进?

现在由其他人提出的对监管改革的建议,似乎至少与阿克洛夫和希勒的部分讨论有关。例如,这些人引发了关于“新的影子银行系统”(new shadow banking system)带来的潜在不稳定性的关注:一些投资银行机构,甚至一些由银行支持的表外业务活动(off-balance-sheet entities)现在履行了银行的贷款功能,但并未受到应有的监管,其合约亦未像通常那样投保。他们正确的观察到,“以前只会发生在传统的银行身上的挤兑,也可能发生在这些机构身上”。他们是对的——去年发生在贝尔斯登和雷曼身上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对非银行机构的挤兑。

但是,应该怎样做才能阻止更多的此类挤兑呢?现在热议的观点包括增强会计准则和扩大资本要求范围,从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非银行机构也必须持有资本以抵御其风险头寸(risk position)。也有人支持授权政府采取“迅速而正确的行动”,强制非银行机构将其问题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对其进行接管,就像已经对银行所做的那样。一个更具争议的观点是,再制订一个某种形式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此法案曾禁止商业银行同时做投资银行业务,直到1999年才由国会废止。奥巴马政府已提出设立一个新的金融“超级监管者”(super-regulator)。动物本能可以解释以上任何具体问题么?阿克洛夫和希勒没有说。

但是,阿克洛夫和希勒在这些和其他政策方面的沉默,以及他们尚缺少一个成熟“理论”来取代在过去几十年中受到束缚的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削弱他们中心论点的说服力。他们对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思维的刺耳评价是符合事实的;他们认为,被称“动物本能”的东西对解释主流宏观经济学极为有害的缺陷很重要,这也是正确的。《动物本能》一书为值得追寻的新思考提供了契机。

Robert J. Shiller: The Subprime Solution: How Today'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ppene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 pp.,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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