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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沃格林:探究灵魂的哲学家  

2009-08-03 16:28: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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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庆

在当今的政治哲学领域里,学界通常会把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看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关于这两位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在学院的生产体制下,如今已呈汗牛充栋之势。不过当有一位学者突然告诉你,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并不是“罗哈”二位,反而是两位学界的边缘人,您又会有何反应?

这位学者(James Rhodes)口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乃是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与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前者对于国内学界而言,经过数年的译介努力,已为思想界熟知,甚至还影响到一批学人按照他的问题意识来观察中国思想。尽管斯特劳斯对中国思想未置一词,甚至他对非西方文明也从未有过些许关注,从这个角度来定位,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

对于沃格林而言,他不仅学过中文,还能做一些简单的中文古籍阅读,在他的《自传回忆录》里,他甚至颇为自得的说,他能在江青的样板戏中找到周代思想的语言遗迹,尽管对中文的掌握无疑是初步的,但是他却对各种文明的发生与演变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不是犹太人,却专门拜犹太拉比为师,学习古希伯来语,甚至对旧约的研究引用,连圣经专家都觉得解读到位。他在十几岁时,已经开始阅读《奥义书》,当中的超越观念,深深地影响到他后来的哲学探索。

如此可见,斯特劳斯与沃格林两人的研究趣味与领域有着极为明显的差距,但是某些相似的问题意识却又将他们两人拉回到同一个研究领域里,什么是政治哲学?好的政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这两位的看法却是泾渭分明,学界中早就流传着他们联手封杀卡尔·波普尔来美国执教的故事,在他们的通信中,沃格林甚至使用了“厚颜无耻”、“一知半解”的“恶言”,而斯特劳斯的用词虽然谨慎许多,但像“简直不值得鄙视”这样的语言也足可显示他们对于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是何等同仇敌忾。

尽管他们拥有一些表面上相同的立场,他们思想上的分歧显然更为巨大,这种差异不仅使得他们在1964年之后就再无通信联系,而且沃格林的学生桑多兹(Ellis Sandoz)后来也颇为讳莫如深地回忆到,斯特劳斯曾经写信给霍普金斯大学“诋毁”沃格林,让其失去获得美国名校教职的机会。显然,沃格林自己深知在二人之间关系上的微妙,却仍然推荐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学生去芝加哥跟随斯特劳斯攻读博士,比起后来的斯特劳斯门人对沃格林除了极尽攻击之能事,要么就采取全然不理的态度相比,也可看出,其实学界的门户偏见之深,对于“口口声声害怕被迫害的政治哲学家”而言,也并不鲜见。

有趣的是,我曾注意到,不止一位作者来这样描述沃格林与斯特劳斯的学术通信,认为沃格林像一位“咄咄逼人的学生”,而斯特劳斯更像是一位“耐着性子的老师”,以此暗示二人思想的高下之分。不过在辩论中谁能占据言辞的上风,并不足以让我们确定到底谁更为接近真理,相反,与沃格林有过接触的朋友与学生都回忆道,沃格林的性格率真执着,甚至可用“赤子之心”来形容,他总是期待遇到同道,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哲学问题,这对于强调“隐微写作”的斯特劳斯而言,这种坦诚显然让他感到不适,这种对于“真理”的炙热之情或许对于斯氏而言,已经违背了他心目中的哲学家形象:审慎多疑,甚至为了防范“群氓”对哲学家的侵害,不惜以“高贵的谎言”隐藏“真理”。这两种态度已经牵涉到他们二人对哲学看法的基本分歧,这里难以详述,但是他们二人气质上的迥异,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或许有读者会好奇,既然将沃格林与斯特劳斯看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假如只在他们二人之间作观点的比较,显然无法让人信服。而这或许要去追溯沃格林的思想学术成长史,才能了解他与其成长的时代存在何种内在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如常人一样,误解他们是一帮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总是异想天开回到“古代”,恰恰相反,沃格林并不是简单地追慕先贤,而是在其成长经历中,看到“意识形态”的群众运动带来的政治无序,尤其以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代表,从而开始对当代最为深重的政治思想病灶进行诊断。

沃格林1901年出生在德国的科隆,1910年跟随父母移居维也纳,后来进入维也纳大学,他选修政治学也只是因为经济方面的考量,因为这可以让他提前毕业。不过幸运的是,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得以游学美国,也得以担任当时维也纳最著名的实证主义法学家凯尔森的助手。当时的他追随着凯尔森的新康德主义传统,但是在游学美国之后,尤其是1929年在海德堡大学遇到雅斯贝尔斯之后,他的哲学道路开始发生偏移,雅斯贝尔斯给他打开了阅读克尔凯郭尔的大门,当然还有海德格尔、胡塞尔以及柏格森。对于雅斯贝尔斯对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他晚年回忆道:“对我而言,学院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相反的,它们要求成为一种科学,那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各种事情的讨论而已,讨论的内容根本不是关于我们存在的基本问题。就我的自身意识而言,我并非是天生的哲学家。但是当知性世界没有了哲学,让哲学出现,让人们注意到伟大的哲学家,尽力去阻止混乱,在我们的年轻人中间激发出对真正哲学的兴趣,则成为了我的使命。”

不过纳粹运动的崛起让他开始思考政治秩序的正义问题,他写下了《种族与国家》、《从Ray到Carus:种族观念的思想史》等直接批判种族主义的文章,从而也让他在奥地利被德国合并之后,遭到盖世太保的追捕,最终仓皇逃离维也纳。据沃格林的夫人回忆,长久以来,无数人都认为沃格林是一位犹太人,或者是一位天主教徒,因为除了这两种身份,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逃离维也纳,甚至瑞士的美国外交官因此怀疑沃格林的真实身份,拒绝给他颁发签证。

在美国的几所大学进行短暂的停留后,沃格林离开欧洲难民积聚的东部,来到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担任政治科学系的教授。偏安南部一隅,自然无法与美国东部名校相提并论,但正是在这个偏僻之地,他撒下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种子。他当年在LSU的学生曾回忆,当年沃格林来到此地,完全让他们眼前一亮,尽管他的课程以要求苛刻而闻名,但是学生们仍然把听沃格林上课看作是一次智性上的挑战。不过他在这里却知音寥寥,在美国主流学术传统里,实证主义根深蒂固,一位沃格林昔日的同事还笑称,当时的同事中许多是“反沃格林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操着德国口音的政治学教授到底在讲些什么。

在LSU的这10余年里,他完成了了思想上的大转变,他本意是想以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作为蓝本,写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但没想到的是,一旦当他开始写作,却再也无法结束这本书稿。他开始意识到,传统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解是错误的,是一种对于“真实”的偏离,因为政治观念一旦被概念化,就与人的体验渐行渐远,最终政治思想成为一套自我封闭的理论话语,而政治思想与个人心灵体验带来的社会后果从此被切断了。在LSU,他出版了《新政治科学》与《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开始确立了他自己的研究风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他昔日的导师凯尔森,来信批评他的《新政治科学》,不过沃格林夫人回忆说,他收到了凯尔森的手稿,当两人读完后,沃格林问夫人作何感想,后者幽默的回答道,“我喜欢看到满篇文章都写着沃格林的名字!“

1958年,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邀约,接替的讲席乃是当年韦伯的位置,而他从头开始,创立了政治科学研究所,用他后来的话说,他之所以要回到德国,是想以一己之力,消除德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病毒。但是他在慕尼黑的学生与朋友也发现,尽管沃格林培养了一个小规模的学生圈子,但是他的性格直率专断,不善权谋,最终得罪了校方以及同事,1969年,他黯然离去,回到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大本营—胡佛研究所,不过沃格林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当然,他很享受这种被误解的“资助”。

好奇者或许会问,沃格林的思想到底拥有何等特色,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述说他的经历。毕竟他的学术履历在常人看来,并不算显赫辉煌,甚至可以说他只不过是边缘角色,他终其一身,也没有创立过所谓的“沃格林学派”,也没有在美国的名校里培养出一帮门生为其鼓吹。他并不算一位优秀的老师,因为他永远在寻找政治科学探索的同道,这也使得他对于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或者缺乏哲学兴趣的学生,经常是粗暴武断的,尤其是当他离开自己的小圈子,他更是高度警惕,仿佛时刻要与“心灵失序”的人进行战斗,这也使得他经常显得极端傲慢。有位曾亲炙过沃格林的学者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在沃格林的讲座提问时,当一位在美国政治学界权倾一时的教授提完问题后,沃格林竟然不屑给予回答,直接说,“下一个”。

这种傲慢自然让他得罪了无数同行,但是他的这种无礼或许也反映出,他终其一身无时不刻都在反对现代的主流思想,比如实证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这直接来自于他的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现代哲学以一种封闭性的概念思考作为出发点,从而最终失去了对超越与善的经验的追寻动力,一旦当哲学不再以“真理”与“善”作为主要目标,哲学也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死亡的理论。在他眼里,甚至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都成为了这股潮流的牺牲品。

关于沃格林的思想,那恐怕需要大量的篇幅才能予以说明,但是他后来所作的历史哲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新的哲学基础上展开的,他探索各个古老文明在对超越真理进行表述的不同符号上,比如先秦的“天”、犹太教的“拯救”等等。对于沃格林而言,哲学就是一场对于真理的探索,而这个真理是不能用实证主义来进行限定的,而是要考虑到人作为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如何被一种神秘的超越力量引导,不断地提升自我的意识高度,去寻觅那纯粹的善与世界的圆满,尽管他同时也强调,人其实永远无法抵至圆满之境,永远处在一种“神兽之间”的状态,但是人的这种求索与挣扎,却是哲学的根本动力。

当沃格林还在LSU时,哲学系一位自视甚高的哲学教授曾经当面质问沃格林,“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一位哲学教授。”而沃格林回答道,“或许吧,不过我是一位哲学家。”

Voegelin Recollected: Conversations on a life, Edited by Barry Cooper and Jodi Bruhn, 2008,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llis Sandoz, 1989,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恩伯莱、寇普编:《信仰与政治哲学:斯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谢华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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