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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论视角  

2009-08-03 16:31: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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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刘伟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据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1994年的约1万件增加到2003年的近6万件,参与人数从73万人增加到307万人,参与人数在100人以上的由1400件增加到7000多件。其中,农民群体性事件占相当大的比重。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引起了学术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热”。赵鼎新、李连江、于建嵘、应星等,是这一领域内一再被提及的华人学者。不少政治学、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也都在这一领域选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是宋维强的博士论文。该书采用政治过程论的视角,以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利用翔实的数据和实地调研的案例,对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影响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政府应对的政策建议。

宋维强把群体性事件定义为:“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有一定数量群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请愿、非法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行为,对政府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干扰乃至破坏正常秩序的事件。”这一定义有待商榷之处在于:把民主国家中已经制度化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与“非法集会”、“聚众闹事”相提并论。对于参加不了党代会、人大和政协的绝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上访是最重要的“体制内政治参与”方式。集体上访是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形式,但上访本身却是个悖论:其一,上访是一种非法治的申诉和救济方式。信访部门不是司法机关,不能直接监督行政或司法部门,而只能将民众的来信转给所涉地区的政府部门,因此不但不能保证民众上访中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甚至可能因转信给地方政府而导致上访者遭到压制和打击报复。其二,尽管上访行为本身是信任政府的表现,但这种信任却首先通过对上访代表或上访组织的信任来表达的。政府则往往认为,上访代表和上访组织与自己“争夺群众基础”、“挑战政府权威”,许多官员们甚至把集体上访视为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和利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各级政府对集体上访活动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采取压制乃至打击措施。根据于建嵘(2003)的调查,湖南省H县曾经以“整顿社会治安”等名义,对“‘减负’上访代表”采取“集体办学习班”、“挂牌亮相”、“罚款”、“抄家”、“关押”等措施加以打击。胡荣(2007)的实证研究则表明:农民上访走过的政府层级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低。到过省级政府和北京的上访者,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信任度也明显降低。上访的悖论直接导致了政治信任的流失。

1970年,格尔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预期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如果社会能提供的价值能力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变革社会。宋维强使用了“相对剥夺感”概念分析了农民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宋维强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状况都在改善,但是,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在经济、政治和心理上的生存状态,均存在相对剥夺感,因此寻求通过集体上访乃至更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经济、政治诉求。2008年的瓮安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人与女学生家人素不相识,骚乱的发生集中反映了基层民众对于社会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强烈不满。

197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的创始人麦卡锡和左尔德指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感增加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这些资源包括时间、捐款、媒体等。宋维强指出,农民集体行动的主要社会资源包括社会精英、非政府组织和大众传媒三个方面。以笔者调研过的福建屏南千人环保诉讼为例,非政府组织和大众媒体推动了诉讼的发生和发展。2005年11月1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屏南县榕屏化工厂在一年内清理处置含铬废渣,并赔偿原告屏南县1721位污染受害村民68万元。此案被评为“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被认为是“对立法、司法有重大影响而又为社会广泛关注,可以用来观察法治的案件。”胜诉的关键,既与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有关,更与《方圆》(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新闻调查》、《南方周末》、《财经》、《朝日新闻》、《华尔街日报》等诸多著名媒体的不断报道有关。现在,在绿色和平、自然之友和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的帮助下,诉讼发起人张长建成立了“屏南绿色之家”,成为专职的环保维权人士。

1973年,艾辛杰发表了一篇比较美国40多个城市的抗议活动的论文,他发现,抗议活动在这些城市的发生频度与城市中民众对当地政体的影响力之间有一个曲线型关系:当一些城市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很大或者很小时,抗议活动在这些城市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而当一个城市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处于一个中等状态时,抗议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泰罗(1988)将“政治机会结构”定义为“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能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泰罗进一步提出了导致政治机会结构变化的四个基本的结构要素:其一,原来被政体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由于某种原因对政体的影响力增大,这就为这一群体中的某些人发起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其二,旧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其三,政治精英的分裂。其四,社会上有势力的团体成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的同盟。宋维强指出,随着政治机会结构的逐渐开放,政府对农民的集体行动不再单单采取压制的方式,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对农民的这种行为采取容忍和克制的态度。这样,在农民产生集体行动的需求,而且集体行动能够带来明显收益的情况下,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当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反而会降低,因为农民日益组织化,可以通过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社会运动等方式表达利益诉求,不必诉诸成本高昂的体制外集体行动。

邹谠(1994)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定义了“全能主义国家”:“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党中央是中国的权力核心。党中央运用党的自上而下、从中心到边缘的组织,控制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行为,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最大忌讳是,不能承认社会阶层的落差,不能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社会阶层的落差,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扩大。利益集团的存在,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可能升级。工农联盟是党的执政基础。工农之间的利益分化,使农民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如果工人、农民成立独立的、有组织的工会、农会,对党的领导将会是巨大的威胁。因此,党需要通过取消农业税、村民自治等方式提高农民的经济、政治待遇,同时要坚持对工会的领导,而农会则只能限制在经济合作的范畴内。无论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分析的独立工会组织,或是杜鲁门在《政治过程》中分析的农业利益集团,在中国国情下,都是不能容忍的。

赵鼎新(2006)指出,决定一个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的是一个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变迁”、“结构”和“话语”决定了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变迁”指的是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引起的社会变化。“结构”包括国家与社会各自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国家的性质、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生产关系,等等。“话语”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规范,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中,原本不合法或半合法的社会运动(集会、游行、罢工等)都被合法化了,暴力手段不断减少,社会运动逐渐常规化、制度化,走向利益集团政治。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有相近之处,却也有根本的不同。宋维强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一书,用源于西方的“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理论,用“农民生存状态”(“相对剥夺感”)、“政治机会结构”、“社会资源”等概念,分析了农民群体性事件为何发生,及其发展趋势。但在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结构或者蒂利(2003)定义的“高能力的非民主国家”里,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性根源将长期存在。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或者说中国语境下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地考验着从基层到中央的各级政府。轮训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公安局长,反映了高层对于群体性事件高发的警惕和重视。“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后者的严重性正日益凸显。能否妥善处理农民群体性事件,影响到公众的政治信任度,更关系到整个党政体系的权力合法性基础。群体性事件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从暴力化转向和平化,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

宋维强著:《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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